兄弟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刘思公、刘力生、刘光。（资料片）

    ——记文登市高村镇汤泊阳村刘家三兄弟的革命故事

    本报记者 盛潇涵

　　在革命战争年代，文登一直处于胶东革命的中心。早在1931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组织，是中共胶东一、二、三、四届特委的诞生地，也是中共胶东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发动的“一一·四”农民武装大暴动的中心地和抗日战争时期领导的天福山起义和东海二次起义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第九军。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勤劳勇敢、坚贞不屈的文登人民，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登市高村镇汤泊阳村刘思公、刘力生、刘光三兄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上世纪初，在距文登市天福山起义旧址南10公里处的汤泊阳村，有一所地处山沟丛林中的农家小屋，里面住了一对勤劳的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屋子的男主人刘文友，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庄稼汉；女主人赛士兰（军旅作家赛士礼的堂姐），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三个儿子分别是刘思公、刘力生（曾用名刘思永、刘若水）、刘光（曾用名刘思亭）。母亲赛士兰对三个儿子疼爱有加，希望他们长大后能踏踏实实、平平安安地生活。因为娘家家境殷实，赛士兰就用娘家的钱送三个儿子去读书，并替他们的将来做好了打算：老大种地，老二教书，老三做生意。然而，十多年后，三个儿子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她也在暗地里支持并参与儿子们的革命行动。

刘思公与在日本的外孙视频聊天。（资料片）

　　刘思公：誓死守护联络站 一心为民好支书

　　生于1912年5月的刘思公，青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初期，其大弟刘力生是文登党组织的第一批党员，受其影响，刘思公也接受了革命思想。1938年，刘思公任农民各救会会长，暗地里为文登党组织保管经费、传送情报、背送干粮。汤泊阳村地下党支部成立后，刘思公于1940年6月正式成为村里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他的家也成为石岛、埠口、天福山和文登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经常传递情报、转移护送干部和伤病党员。

　　天福山起义参与者之一、原文登县抗日救国大队长柏喜宾的女儿柏秀兰老人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在世时经常对她说，“要是没有刘思公，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原来，“一一·四”胶东农民暴动失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伤亡惨重，柏喜宾和刘力生等一小部分幸存者，躲进了深山里，好几天都没吃上饭。刘思公得知情况后，冒着生命危险，深夜进山为他们送饭、送药，这才使他们幸免于难，保存了革命力量。

　　为了使地下党人在他家联络时，能及时觉察危险并迅速转移，刘思公拆掉了院子的围墙，站在院里能清楚地看到四周的动向，还开设了后窗，以便在敌人搜捕时，地下工作者能迅速逃走。

　　上世纪40年代初，驻在高村南庙据点的日军经常遭到地下党的袭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费尽心机想掐断这条交通线。在一次高村集日上，根据汤泊阳村联络站提供的可靠信息，化妆成赶集老百姓的游击队员，把从据点出来的13名日军全部消灭，并迅速转移。1941年7月21日凌晨，恼羞成怒的敌人，从文登县城调来100多个日伪军突袭包围了汤泊阳村（村志有记载）。敌人进村前，刘思公正召集抗日救国会的青年秘密开会。得知消息后，刘思公让其他人组织村民迅速转移到后山，自己则留下来做掩护并处理秘密文件。刚处理完文件，就被日军抓住。随后敌人把抓来的村民集中在村中的一片空地上，日军把军刀架在刘思公脖子后来回拉动，逼他交代联络站在哪里，谁是共产党员，顿时，刘思公的脖子上鲜血直流。但刘思公沉着冷静、守口如瓶。这时日军翻译官看到穿一身破衣服的刘思公一言不发，就对日军说：“这个人可能是个哑巴。”最后，日军把刘思公和其他被捕的村民都带走，让他们扛抢来的粮食。一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村民孙启安实在走不动，就被日军用刺刀活活刺死。刘思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更加坚定了他抗战卫国的决心。由于刘思公机智沉着，不久之后，趁敌人不注意，他带领村民从敌人的魔掌中逃了出来。

　　1942年2月，刘思公开始担任汤泊阳村的村长，1947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与广大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又发动村中青年参军支前，并亲自为前方将士的家属助耕、代耕。在汤泊阳村联络站的周围，十几个村子里有近千名青年走上前线，三百多名村民参加支前，其中有二百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近百人成为师团以上的领导，十几人成了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办互助组、合作社还是成立人民公社，刘思公总是以一颗朴实、公正、大公无私的心，在自己的岗位上与村民们同甘共苦。上世纪50年代成立农村小乡时，刘思公被民主推选为汤西乡乡长。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他没有向上级提出个人工作要求，回到本村继续担任村支部书记，一干又是八年。这期间，他经历了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大发展时期。刘思公常年白天和群众一起推小车，晚上提着马灯开会办公，一盏马灯陪着他走遍了村中的各个生产小队和汤泊阳村的大街小巷。

　　1966年，刘思公认为自己年纪大了，文化水平落后了，毅然提出不再担任村支部书记的要求，并及时培养了青年干部。当时，社教工作组给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没贪公家一分钱，没拿集体一棵草的好书记。不干支部书记后，刘思公不摆资格，没有架子，依然下到生产队和群众同甘苦、共劳动。特别是他所在的生产队干部出现撂挑子现象时，他自觉站出来安排生产，和群众一起推小车、抓生产，保证了当年的粮食丰收。他80多岁时，还主动承担起村调解主任的工作，以自己特有的耐心和公正，屡屡使群众矛盾化干戈为玉帛，镇党委特为他颁发奖状，称其为“继续革命不停步的老党员”。即使在“文革”期间，汤泊阳村也没有派系和武斗情况发生，这与刘思公多年来良好的工作作风有很大的关系。

　　1992年，年事已高的刘思公来到威海，住进女儿刘维芹家里养老，但他始终惦念着汤泊阳村的发展。每当村里有人来威海，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总要仔细询问村里的生产和村民的生活情况。96岁那年，他通过网上视频和在日本工作的外孙聊天时，还不忘让外孙想办法给村里招商引资。

　　2009年3月4日，98岁高龄的刘思公在威海女儿家安然辞世，消息传到汤泊阳村，村民们陷入深深的悲恸中。得知老人的骨灰要回村安葬后，村里的老党员自发成立了“告别委员会”，并于4月2日在村里为老人举行了隆重而特别的告别会。在告别会上，天福山起义参与者之一、原文登县抗日救国大队长柏喜宾的女儿柏秀兰、抗日英雄于得水和抗日女营长吕凤斯的女儿于淑英、当年的抗日妇救会会长孙佑丽等与刘思公共同革命的先辈或他们的后人纷纷前来吊唁。大家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深深缅怀这位不怕牺牲、不计名利、舍己为人、一心为公的老革命、老党员、好书记。

三兄弟旧居。（资料片）

　　刘力生：二次起义建奇功 清正廉洁不徇私

　　刘思公的大弟刘力生，出生于1913年8月，1931年曾在文登城西教学。1933年经爱国人士孙子玉（后任山东省政府参事）和中共地下党员、文登乡师第一任校长于云亭的介绍，和谷牧等80人成为乡师首届学生。1933年入党，并在乡师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参加胶东特委组织的“一一·四”暴动。1939年任文登县委书记。1942年后，历任东海地委宣传部长、东海地委书记、文登专署专员、东海军分区政委等职。1953年调上海任华东局纪委秘书长，1956年调中央纪委工作。1966年6月调西北局检查组任副组长（副部级）。1984年中央纪委重新成立，刘澜涛、宋任穷等中央领导亲自写信或打电话请他重回中央纪委工作，但由于在战争时期经常在野外露营，刘力生得了“无脉症”，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怕不能胜任新的工作，遂谢绝前往北京任职。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刘力生和抗日救国大队队长柏喜宾等人在天福山、大水泊、高村一带活动，并在天福山、大水泊西南台一带和地下交通员刘锡荣开豆腐店作掩护。刘力生开的豆腐店也是理琪落脚开会的地方。刘力生的母亲后来曾讲：柏喜宾、王奇（理琪）、刘居川（潘复生）、林一山等人经常到汤泊阳村这个联络点来，刘力生和刘思公牢记理琪提出的“埋头苦干，隐蔽精干”的“两干”精神，为党和天福山起义做着默默无闻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刘力生曾经被捕，卢沟桥事件后，经党组织营救和理琪等一起出狱。

　　天福山起义后，理琪、林一山、宋澄等同志率一部分人奔袭牟平，刘力生和潘复生去林村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两人介绍在林村任教的陈健伦入党，并成立了林村的第一个党支部。1938年2月13日刘力生亲自接回在雷神庙战斗负伤的林一山、宋澄、胡秀山等在林村养伤。1939年7月后，胶东特委机关进驻林村；同年10月，刘力生任文登县委书记，在《文登党声》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为纯洁文登党组织而奋斗》的文章（原存天福山纪念馆，现或存烟台）。

　　1940年2月底，时任文登县委书记的刘力生在于洲（中共东海特委委员、民运部长）和滕景禄（牟平县委组织部长）的协助下，从刘思公联络站南的南沙河（即青龙河）取出8箱武器，这是文登县抗击日军扫荡最早的一次起枪。当年3月8日，在文登县李仙庄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即东海区第二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九军”，东海特委书记于克恭任司令员，队伍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天福山起义时第三军仅有100多人），壮大了革命力量，和第三军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刘力生为人低调，从来不讲自己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从很多的史志资料得知，天福山起义前，刘力生协助张修己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天福山起义后，他又和潘复生到林村建立党组织（后东海特委进驻林村）；二次武装起义时，他任文登县委书记，并提供了武器；1942年后，历任东海地委宣传部长、地委书记、文登专署专员，1953年调至上海。由此可以看出，刘力生在胶东革命进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自己从来不提，也不让别人多讲。

　　刘力生一生正直清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未以权谋私。他曾为给自己干过联络员、跑过交通的刘锡荣写了证明信，使他成为离休干部。但同样给他干联络员、交通员的哥哥，却没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对刘思公说，“因为你是我的哥哥，我不给你、也不找人给你开证明信，你的生活由我负责。”随后，刘力生写了一个证明，把他在老家的一处房产赠给了刘思公，并多次给哥哥邮寄生活费。

　　刘力生在烟台的三个子女都在企业上班，当时烟台的领导很多是他的部下和战友。当许多人劝他给孩子好好安排安排时，他表示，自己是一名党员，又是做过纪检工作的，不能带这种头，不能开这个口。

　　1993年，刘力生在烟台干休所病逝。去世后，他把房子交给了干休所，把仅有的几千元存款分给了哥哥一半。

刘思公用过的马灯。（资料片）

　　刘光：少年参军奋勇报国 南征北战戎马一生

　　刘光是刘思公的二弟，1938年，16岁的他就加入了青年抗日救国会，1940年与刘思公一起入党并参军。历任文登县抗日救国会宣传干事、二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胶东区党委、党校警卫连指导员，后到东北，历任吉林铁路局人事科长，牡丹江、哈尔滨、沈阳铁路局军事代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光负责东三省铁路运输，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曾获独立勋章和自由勋章；1961年2月，任沈阳军区军事交通部副部长；1969年，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军职）。“文革”期间，刘光作为军队代表协助管理东三省工业，1974年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局长。1978年，年近花甲的刘光经陈锡联、李德生推荐调总后勤部军事交通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事交通运输指挥。1982年，刘光离休，住总后勤部干休所将军楼，1995年8月病逝于解放军总医院。

　　上世纪40年代初，刘光随部队参加过解放胶县、即墨、高密、滕州等战役，1947年转战东三省。在解放长春的战斗中，刘光接管长春火车站时，从没来得及逃走的敌人手中缴获一辆福特轿车。这辆轿车为刘光指挥战斗提供了极大方便，在他的指挥下，我军顺利、完整地接管了长春火车站。战斗胜利后，部队首长将福特轿车奖励给刘光，但他考虑自己的级别还不够坐轿车，便坚持上交。最后，部队首长奖励给刘光一辆自行车。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光负责指挥东三省铁路运输，他屡立战功，1957年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五一”节观礼，曾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两次接见。

　　“文革”期间，刘光作为军事代表分管东三省工业。他在征得陈锡联司令员的同意后，通过工业劳动模范尉凤英（时任中央委员、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为汤泊阳村购买了一辆拖拉机，并联系紧缺物资，帮村里安装了电灯，建立了扬水站。村民送给他一些农产品以示感谢，但他坚决不收，只希望村中能多卖给家中年近90岁、一直支持革命的老母亲一些草，以便烧炕取暖。

　　由于三兄弟均低调内敛，不愿表功，很少向人提及他们的革命故事，甚至在文登史志办的同志登门采访时，他们也闭口不谈自己的功绩，所以他们的很多事迹都鲜为人知。应该列入《文登将军》的刘光，由于他不爱张扬以及重名等原因（《文登将军》中另有一位叫刘光的将军），所以他未在该书中出现。记者也只能从文登、威海等史志中查阅到他们的一些简历，并从三兄弟的亲属口中听到一些凤毛麟角的故事。

　　近日，记者从市文化部门获悉，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刘家三兄弟的旧居（即胶东地下党秘密联络站）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兄弟的后人表示，他们将尽量提供资料和实物，把旧居整理好，以更好地教育和激励后代。